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十四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因此，科学评估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明晰各地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的创新性思路与举措，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继上一期我们分享了《省际比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评估排名》后，本期请继续跟随蓝色智慧的脚步，共同探析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类型、创新举措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一起来为“十四五”幸福感加码吧！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三大类型

从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产出、效果三个维度来看，投入在前，产出和效果在后。横向比较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按照投入指数、产出指数、效果指数聚类分析结果的高、中、低水平划分，可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类型整体划分为三大类，具体如下：

第一大类：投入、产出和效果平衡发展类型

投入、产出和效果平衡发展类型可以理解为投入指数、产出指数和效果指数的聚类结果位于同一水平，从聚类分析结果来看，具体包括“高投入-高产出-高成效” “中投入-中产出-中成效” “低投入-低产出-低成效”3种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31个省市自治区中，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属于投入、产出和效果平衡发展类型的地区包括浙江、上海、北京、河北等10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浙江、上海和北京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属于“高投入-高产出-高成效”模式，这三个地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共性做法均是通过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水平等举措，推动区域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统筹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显著提升。而受困于“文化基尼系数”过大，广西、新疆、河北和贵州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属于“低投入-低产出-低成效”模式，普遍存在经费投入不足、所供非所需、人才不足等问题。

第二大类：较于投入水平，在产出或效果方面优势凸显的发展类型

相较于投入水平，在产出或效果方面优势凸显的发展类型可以理解为公共文化服务投入相对较少，但在产出或效果方面却有较为突出的表现，从聚类分析结果来看，具体包括“低投入-高产出-高成效”“中投入-高产出-中成效”等5种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31个省市自治区中，相较于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水平，在公共文化服务产出或效果方面具有突出优势的地区有陕西、天津、河南等8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为“低投入-高产出-高成效”型的陕西。依托当地丰富的非遗民俗文化和浓郁的人文情怀，陕西形成了发展公共文化服务得天独厚的优势，以低投入-高产出-高成效的发展模式创造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总效能水平排名全国第七的佳绩。

第三大类：较于投入水平，在产出或效果方面有待加强的发展类型

相较于投入水平，在产出或效果方面有待加强的发展类型可以理解为虽然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投入了相对较多的人力、物力或财力，但部分公共文化设施的利用率或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度还有待提升，从聚类分析结果来看，具体包括“高投入-低产出-低成效”“中投入-低产出-低成效”等7种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31个省市自治区中，相较于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水平，在公共文化服务产出或效果方面亟待增强的地区有青海、西藏等13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青海为代表的“高投入-低产出-低成效”型。作为西部大开发地区，青海虽然享受着国家多重政策倾斜，但受限于地理区位、经济发展、人口分布等因素，公共文化服务发展面临产出低、成效差的困境。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近年来，为了不断回应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让城乡居民公平地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各地不断探索、大胆实践，以新空间、新服务、新场景雨后春笋般涌现为标志，形成了许多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如浙江省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创新举措、陕西省在文化惠民工程开展方面的实践探索、天津市在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平衡方面的路径探索等，为推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浙江省稳固薄弱环节 补齐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短板

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在资源供给水平、服务效率、体制机制、均等化、标准化、公众参与等方面均处于全国前列，形成了高投入-高产出-高成效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公共文化服务总效能指数排名位列全国第一。特别是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浙江省走出了一条扎实推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的浙江经验。

一是兜底式实施公共文化服务“十百千”工程，稳固公共文化服务薄弱环节。公共文化服务“十百千”工程是浙江省为促进区域平衡，让城乡群众享受同等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而实施的重点举措。2017年，浙江省发布《公共文化服务“十百千”工程实施方案》，从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基础条件最差的县区及以下行政区域着手，通过考核评选出10个薄弱县、107个薄弱乡镇和1230个薄弱村，重点加大对这些区域的文化资源投入力度和文化扶持政策倾斜。

二是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展开农村文化礼堂建设，重构乡村文化空间。为了满足新时代农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13年，浙江省率全国之先在农村地区打造集思想道德建设、知识普及、文体娱乐、村民日常交流于一体的“升级版”农村文化综合体——文化礼堂，整合各种文化资源，全面提升农村文化建设的质量和水平，重构乡村文化空间。这些文化礼堂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般“散落”，却凝聚起人心，也凝聚起乡村文化的精气神，成为浙江省农村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一张“金名片”。

三是率全国之先开展乡镇文化员定向培养工作，开辟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人才培养新思路。为解决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不足、不专、不稳”的难题，自2017年起，浙江在全国率先启动乡镇文化员定向培养工作，开辟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人才培养新思路。浙江艺术职业学院作为唯一的试点单位，在招录方式、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实践，培养了一批既具备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素养、又具备艺术技能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人才，充实了基层文化队伍。

陕西省依托资源优势开展文化惠民工程

近年来，陕西省凭借着公共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丰厚的资源优势，以较低的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大力开展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群众文艺创作日益繁荣，群众文化活动品牌深入人心，形成了西部领先、全国知名的陕西公共文化服务新名片。

一是举办多彩群众文化活动，以文化滋养润人心。陕西省历史上有周、秦、汉、唐等十三个朝代在当地建都，同时也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理位置催生了当地丰富的非遗民俗文化和浓郁的人文情怀。依托丰厚的历史人文资源，陕西省持续举办陕西省群众文化节、陕西省阅读文化节等特色公共文化活动和“新春习俗听我说”、春节秦腔嘉年华等特色节庆活动，送文化下乡、送文化进万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 

二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样式，上线一批有地域特色、群众喜欢、制作精良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移动互联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成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方向。近年来，陕西省不断加强公共文化数字平台建设推广工作，宣传推介公共文化数字资源。“陕西公共文化云”建成投入运行；“学在陕图”公益课堂线上课程持续进行，并在省图书馆官方微信、微博和哔哩哔哩平台上线；“陕西文旅之声”账户在喜马拉雅平台开通；“爱系列”APP手机端文化和旅游服务专区全面运行，公共文化数字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推动全省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形成供给多元、服务高效、协同共进的新格局。

天津市率全国之先实施文化惠民卡项目

为了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天津市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探索实施文化惠民卡项目，既动员了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又保持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公益、惠民的本质属性，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的均衡匹配、协同发展提供了新路径，成为提升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产出水平的“点睛之笔”。

为了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天津市自2015年起在全国首创文化惠民卡项目。文惠卡由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演艺票务分公司发行，组织11个天津市文艺院团联合参与，市民可凭文惠卡直接购票，享受联盟内院团4-7折购票优惠。文惠卡单张面值500元，400元为政府补贴，市民只需花费100元购入绑定该卡。文惠卡发行前，观看一场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演出最低成人票价需要160元，使用文惠卡购票观众实际花费在20元左右，申领文惠卡的学生观看一场话剧低至10元。“看戏有补贴，买票享折扣”的文惠卡点燃了市民文化消费热情，也促进了演出市场和文化产业发展。在文惠卡政策的激励下，天津各大小文艺院团，不仅“活下来”了，还“火起来”了。文惠卡发行前各院团演出平均单场票房仅为两三万元，发行后平均单场演出票房超十万元。文惠卡带来剧团、观众双赢，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形成了演员、观众、剧团、市场间的良性循环。 

新时期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四大趋势

“十四五”时期，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成为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一环，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成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旋律。而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是品质发展、均衡发展、开放发展和融合发展，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下，公共文化服务迎来新的发展趋势。

趋势一：公共文化服务逐渐从区域差异化发展向均衡化发展演进

目前，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约，区域之间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省际割裂状态比较明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有雄厚的财力支持的东部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明显领先，人口密度较大且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力度偏低的河北、河南等中部地区以及偏远、经济欠发达的广西、新疆等西部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明显落后。未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国家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区域间协调发展将成为必然趋势。这将推动公共文化资源、活动、服务、管理等多个方面实现区域间共建共享，区域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格局将逐渐完善，尤其是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的作用下，常态化文化帮扶工作将持续开展，东中西部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差异将逐渐缩小，向均衡化发展迈进。

趋势二：公共文化服务逐渐从城乡均等化进阶为城乡一体化

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存在城乡文化资源配置不均衡、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差异大等问题。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和《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十三五”以来，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更加健全，优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日趋丰富，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明显提高。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文旅部发布的《“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在“十四五”期间要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未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落实和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优质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将向乡村倾斜，城乡“结对子、种文化”、文化惠民工程、流动文化服务等将助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发展，最终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

趋势三：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朝着更加多元化方向发展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和百姓需求的驱动下，不少地区积极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力求携手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北京市东城区结合空间腾退与城市更新，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专业文化公司来运营公共文化设施，催生了“最北京”特色的角楼图书馆、27院儿等基层文化活动空间。为了不断回应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必然结果。未来，随着各种社会力量逐渐进入公共文化服务基层运作领域，承担越来越多的管理功能和服务功能，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效率将日益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供给模式将更加多元，公共文化服务将实现更加广泛、深入的社会化发展。

趋势四：公共文化服务朝着更具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人们获取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和偏好发生了较大变化，触手可得的数字文化资源、在线可享的数字文化服务、智能可感的数字文化设施，成为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方向。未来，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全国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云等数字化项目建设进程将加快，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智慧应用场景将不断丰富，各类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将通过数字化方式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供给与用户需求将在大数据技术的推动下实现精准对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质与量将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的背景下实现同步提升。